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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磊:中日构建建设性安全关系探析

提要:中日双方保持正面的相互安全认知和定位,持续进行积极的安全战略互动,并采取有效的争端解决措施和危及管控机制,三者相互补充,形成良性循环,构成中日建设性安全关系的应有内涵。中日构建建设性安全关系的时代意义,体现在有利于确保中日关系在新形势下持续发展,及不断扩大双边关系的良好外溢效应,但其构建过程必然是曲折的,甚至可能会面对较大困难。

2018年10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正式访华的安倍首相时,提出中日“要开展更加积极的安全互动,构建建设性的双边安全关系”,同年11月30日,习主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见安倍首相时再次确认了就构建中日建设性双边安全关系达成的原则共识,这标志着中日两国官方开启了以构建建设性安全关系为目标的国际关系实践进程。

一、新形势下中日构建建设性安全关系的国际环境和实践过程

本质上看,中日探索构建建设性安全关系是建构两国共同的安全观的一个子过程,首要的就是如何看待彼此在全球及相互的安全角色的问题。新形势下中日安全关系的实践过程日益体现出建设性的视角和逻辑。建设性逻辑最初体现在中方对日方在地区安全领域的角色关切上。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应约会见安倍首相,关于日本在地区安全领域中的角色,首次提出希望日本“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2018年5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应约同安倍首相通电话时再次重申了希望日方在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

建设性逻辑的第二个阶段表现在中方对中日双方的关系定位以及在地区领域中的角色关切上,同时开始将建设性视角适用到中日安全关系领域。2018年9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首次提出,中日“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地区重要国家,应该共同担负起责任,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指出中日双方“要建设性地把握好中日关系发展方向”,正是在这次会见中,建设性视角首次被适用到中日安全关系的问题上,习主席在谈到中日安全关系问题时,首次提出中日双方要“建设性管控分歧”。综合来看,建设性逻辑和视角已经成为新形势下中日关系继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二、中日构建建设性安全关系的内涵和时代意义

(一)正面的相互认知、积极的战略互动和有效的危机管控是中日建设性安全关系的应有内涵

所谓中日建设性安全关系是指,中日双方保持正面的相互安全认知和定位,持续进行积极的安全战略互动,并采取有效的争端解决措施和危及管控机制,三者相互补充,形成良性循环。

中日建设性安全关系仍然以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及四点原则共识为政治基础,是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形成的中日安全关系主流的继承和坚持;同时,它又以新形势下的中日安全关系发展过程为实践基础,是对近六年来中日安全关系中新问题、新互动、新思路的集中提炼和总结;最后,它还是对未来中日安全关系发展方向和路径的期待和展望。建设性认知、互动和举措正是解决新形势下解决中日安全关系诸多问题的主要依托。中日海空联络机制于2018年6月正式启动实施;2018年10月26日双方还签署了《海上搜救合作协定》(SAR),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启了合作尝试。这些成果标志着作为过程和程序的中日信任建立措施(CBMs)系统化建设的开始,对中日间解决争端和管控分歧有着深远的意义。

(二)确保中日关系持续性发展和良好的外溢效应是中日构建建设性安全关系的时代意义

中日构建建设性安全关系的第一层时代意义在于,它有利于确保中日关系在新形势下持续发展。同时,其时代意义更要从全球视野来看待,建设性的双边安全关系有利于不断扩大双边关系的良好外溢效应,增强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客观上来看,中日安全关系不仅关涉双边,更牵动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秩序,中日GDP之和已经占据亚太的71.3%、全球的21.2%,其作为世界安全秩序的一个重要干预变量已经愈来愈显示出外溢效应。近些年的双边互动显示,双方对作为整体的中日关系对地区和世界的影响具有比较一致的基本认知和定位,存在着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共同责任意识和大局观念。

三、可能性障碍

中日形成建设性安全关系最为关键同时也是最为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将可能会面对的一些障碍清晰的摆到台面,理性、客观地加以分析,从而为中日稳步构建建设性安全关系打下一个牢固的地基。

第一,以钓鱼岛问题、历史问题等为代表的双边性障碍

关于双边性障碍可以概括为,双方关于关系改善的现状及前景还没有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双方的相互认知还远没有达到正面的状态,最多是一种相互观察、谨慎乐观的态度,这是许多人将中日安全关系比作“囚徒困境”进而论证没有双方没有最优解的主要依据。但从问题的另一面看,我们是不是缺少了一种变化和辩证的思维呢?前文所述的建设性逻辑和视角不正是中日安全关系从危机边缘逐步缓和的一种路径的成功尝试吗?而这样的双边性障碍又何尝不是双方构建建设性安全关系的初衷和努力的方向呢?另外,如果双方能够在钓鱼岛问题和历史问题上做到有效、持续和长期的管控,难道这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路径吗?

第二,以日美同盟、印太战略等为标志的多边性障碍

对于中日安全关系来说,美国因素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外部干预变量,相应的,对于中日构建建设性安全关系来说,美国因素的负面效应极为明显,这种消极性在当前国际秩序的剧烈变动期显得更为突出。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日本战略自主倾向的问题。日本的战略自主倾向不只体现在区域合作战略上,中日关系的改善恰恰是日本战略自主倾向的一个重要表现,在日本国内,比较主流的观点是认为美国的冲击效应是外在的、次要的原因,日本敢于作出符合自身国家利益的决策才是内因,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此次中日关系的改善是有内生动力的,这也是中日构建建设性安全关系的希望所在。

第三,以中日民族主义冲突为典型的内生性障碍

从国内视角来看,中日两国能否有效管控各自的民族主义,是两国能否构建建设性安全关系的重要判断标准,更是中日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基础。

问题的难点就在于民族主义的管控能力和效果。安倍首相上台后维持了超长期执政的良好局面,这是有利于对日本国内民族主义的有效管控的,但问题在于后安倍时代日本的政治家们能否将这一态势持续下去呢?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日本政局无法持续保持稳定,那么日本的政治精英们是否会为了自身集团的利益而再次诉诸民族主义呢?总之,无论对中国还是日本,理性引导和管控民族主义都是从根本上维系双边安全关系稳定性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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